杜雪琴：勃兰兑斯的地理批评实践及当代启示

Original 杜雪琴文艺论坛杂志社

2024-09-04

勃兰兑斯的地理批评实践及当代启示

文 / 杜雪琴

摘　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研究方法与文学观点对世界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文学地理学视为一种科学的批评方法，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革新。第一，以个案研究作为地理批评实践的基础，将文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渗透于对文学规律的探索中。第二，以文学的自然环境作为地理批评实践的对象，认为一种文学形态的构成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以世界文学作为地理批评实践的视野，将西欧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厘清各个国家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将文学地理学作为批评方法进行实践操作，着眼于实证研究，二是各学科因素的融入使文学地理学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三是已经从个案研究转向理论建构以及学科体系建设，为中国文学理论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可以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许多新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文学地理学；传承与革新

　　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西方资源中，除了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丹纳《艺术哲学》、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等经典著作之外，19世纪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也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著作。此书的作者被誉为“泰纳以后欧洲最大的批评家”。有学者评价：“他是唯一一个完全认同整个欧洲文化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评论家。批评家的名字对他而言实在太狭隘，应该称他为‘文化使者’。”他通过一系列的演讲以及论著，为斯堪的纳维亚作家打开了通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大门，他让外面的世界第一次了解丹麦作家雅各布森，为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铺平走向世界的道路，他还发掘了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的天才，并向全世界宣布这一重大发现。他的著作中有一种源源不断的新鲜意识、一种哥伦布和十字军战士的精神、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大的创造性。戏剧大师易卜生早就认识到了这本著作的价值：“迥异于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作品”。这部著作主要概述了19世纪初欧洲国家（法国部分到30年代止，英国、德国部分到20年代和1848年止）的文学发展状况，阐释了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以及现实主义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此著“以科学的批评方法代替了狭隘的传统的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是西方最早在文学研究领域系统实践文学地理学理论方法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学者正在从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出发，对斯达尔夫人、丹纳、勃兰兑斯等人的地理批评实践进行知识整合与理论重构，努力建构属于新时代语境下的、具有中国气象的文艺思想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勃兰兑斯的多卷本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本文主要讨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及其对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个案研究是其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方式

　　文学批评首先是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文学研究也首先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这是以勃兰兑斯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批评家及其批评所证明了的。然而，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着重于对个案的研究转向为对宏观文学现象的研究，似乎一切都是可以靠感觉把握的，一切都成了一种理论的形态。勃兰兑斯著作的最大特点，首先就是注重对个案的观照，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既有对文学的理论性建构，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作者总是对作家与作品进行解析与评论，都是一种具体、生动与形象的存在。他对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也同样是如此，并且在此方面做得特别出色。

　　首先，作者以“流亡文学”作为主线将个案相互串联起来。将《流亡文学》作为第一分册，意义深远。“有理由将《流亡文学》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对于流亡状态的文学家的认同与赞美，以及由此透露出来的对流亡文学的深深的理解，视为整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写作之纲，或者是精神品质。”在卢梭文学思想的启蒙下，众多作家夏多布里昂、维特、勒奈、奥勃曼、诺迪埃、贡斯当、斯达尔夫人、巴朗特等逃离本国，到国外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诸多文学家的流亡、放逐以及旅行几乎成为常态，而他们文学创作正是在“流亡”的生存环境之下进行的。“流亡”首先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同时更具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上的含义，与“越界”“失重”“寻根”“失语”“家庭史”“民族记忆”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流亡”的书写几近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题以及时代的心灵表现。作者指出：“世纪初的法国文学自然受到德国的影响，这尤其是因为各国间这时开始进行持续的思想交流。大动荡、共和国和帝国引起的战事，把欧洲各民族推到一起，使他们互相熟悉起来。而受外国环境影响最深的，是那些由于这些事件遭到流放甚至终生流亡的人。”处于“流亡”环境中的作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及文化视野，即所谓的“双世界视景”，在分离与组合中，容易产生新的生命形态，随之产生出文化的新选择、新组接与新融合，而在这样的关联变动之中，通过接纳、批判、选择、融合文化资源，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在这样的历史性过程中，不同国度的作家相互之间熟悉起来，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因而有了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与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与德国文学、德国文学与挪威文学、挪威文学与俄国文学等不同文化间的影响、交融、碰撞与吸收，并在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环境之中产生新的质素与新的差异。这就是“双世界效应”。

　　“流亡文学”的渊源来自卢梭，“在十九世纪初，卢梭对欧洲所有主要国家巨大文艺运动影响程度之深是惊人的”。卢梭文学思想影响力的广度，显示出了那个时代欧洲文学与流亡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8世纪时期，法国的圣皮埃、狄德罗和罗伯斯庇尔，德国作家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雅各比、歌德、席勒和让保尔等，都是他的精神传承者。19世纪时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乔治·桑，德国的蒂克，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无一不受到他的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是持久而广泛的，涉及很多国家与民族。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学，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俄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的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作家之间也在进行着不同文化的较量、冲突与对话。作家与作品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往往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彼此间互通往来、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因此，各国家与各民族的作家与作品之间所产生的关系，则成为极其重要而典型的个案。千差万别的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成为勃兰兑斯文学论著中不可缺少的个案，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个案，其所做的研究或许无法进行下去，并且其本身也许就不存在。而人与地理存在一种因缘关系，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地理基因的生成、传递与迁移等，还有一个作家群体的会合、形成、发展与最后的集散地等，都是他在文学地理学批评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多种多样的文学个案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而作家与作品是最为生动、具体与形象的个案，也是进行相关理论论证不可多得的材料。作者将大量的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作家作品趣闻逸事等材料融会贯通，认为作品中人物亦是作家的自我写照，强调作家、艺术家的“宝贵的个性”。许许多多作家作品就这样成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典型个案，又以“流亡文学”作为主线串联起来，各国家、各民族的个案又集结形成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等，如法国的浪漫派、德国的浪漫派、英国的自然主义思潮等，而所谓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与文学流派等，又形成另外一种不同的案例。作者通过大量诸如此类的大小不一的个案研究，将文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渗透于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对文学历程的追溯中，勾勒出19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的历史、文化、地理轮廓，正是其宏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视野之体现。

以自然环境作为地理批评的主要对象

　　勃兰兑斯在文学地理学理论中，特别强调自然环境对作家和作品所发生的作用。在《英国的自然主义》（第四分册）中谈论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他认为自然环境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司各特、济慈、穆尔、坎贝尔、兰多、拜伦、雪莱等的生活和创作，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作家和作品，但并不是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评，而是对作家身上的地理要素进行讨论，对作品里所存在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并以此把握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地理因素中，自然地理因素所发生的意义是基础性的，正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制约着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很重要，但没有自然地理的支撑作家就是不存在的，没有自然地理的渗透作品就是另外的样态。因此，勃兰兑斯特别注重自然地理因素的文学意义，这是符合逻辑的，也体现了他的文学地理学基本观念与主要思想。

　　首先，英国诗人体现着“强烈而真挚的对自然之爱”，他们 “全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华兹华斯“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然’这个名词，描绘了一幅幅英国北部的山川湖泊和乡村居民的图画”。司各特对大自然细致入微地观察，“以致使一个植物学家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关于被描绘地区的植被的正确观念”。济慈以“最敏锐、最广阔和最细腻的感受能力”“看见、听见、感觉、尝到和吸入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灿烂的色彩、歌声、丝一样的质地、水果的香甜和花的芬芳”。穆尔“仿佛生活在大自然一切最珍奇、最美丽的环境之中；他以阳光使我们目荡神迷，以夜莺的歌声使我们如醉如痴，把我们的心灵沉浸在甜美之中”。而拜伦与雪莱的诗歌有着“最强烈的倾向”。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大自然的景物及风格总是浸透于作家的血液中而影响其后的文学创作，并且不同环境影响下的创作风格也会有很大差异。在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中，对于卢梭与蒂克的创作风格为什么存在明显的差异，他指出：“卢梭生活在天堂般美丽的风景中间——在日内瓦和勃朗峰附近——直接从感情上受到大自然的熏陶，而蒂克生活在一个无自然可言的地区，便染上了都市人对于森林和山岳的病态的憧憬，这种憧憬便产生了对于自然的幻想。寒冷的亮如白昼的柏林，及其现代的北德意志的理性主义，唤起了对于原始森林的憧憬和一种对于原始森林的诗意的偏爱。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是西方最早主张文学要回归自然的倡导者，他常在自然美丽的风景包围之中，而这些自然的景观又赋予他思想的方式、想象的方式，有一种返璞归真、复归生命的原始，都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而蒂克生于柏林，柏林在所有的大都市中是最缺少自然美感的，特别是那些砂原上的又高又瘦的松树，他没有见过比这更贫瘠的风景。因此，他认为生活环境的差异也就决定了蒂克的作品只能叙述“森林间的孤寂”“月色皎洁的魔夜”的风景。

　　勃兰兑斯在肯定自然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也相当重视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英国诗人的自然之爱，是因为骨子里潜藏着一种“英国气质”，来自一个“明显的本源”，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訛这种“英国气质”首先源于“英国人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其次源于“诗人们对高级动物的喜爱以及他们对一般动物世界的熟悉”，最后源于“一种更深刻民族感情”，且英国作家拥有强烈的“个人的独立性”，这是“纯粹的英国特性的产物”。由此可见，勃兰兑斯所言的“英国气质”，并不是单指自然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同时也包括英国民族的心理、性格、习俗与风尚等。那么，一种文学形态的构成，不能以单一自然环境影响而论，而是整体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文因素如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美学的影响。斯达尔夫人也认为西欧的文化与文学被分割为南方和北方，是受到莱茵河自然流向的影响而成的：“德、法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证明了这一分歧；莱茵河的永久疆界分开了两个文化地区，它们和两个国家一样是互不相干的。”其在《论文学》中开篇即言：“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又言：“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比作家的个人性格留下更多的痕迹。”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谈到希腊人雕塑时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深刻，乡土的痕迹越深刻。”勃兰兑斯与斯达尔夫人、丹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包括了地方宗教与风尚、时间与空间、文本等诸多因素，而形成一个复杂的、精细的且流动的复合体。勃兰兑斯用大量的文学事实进行文本阐释，在世界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深度阐发，从而将斯达尔夫人和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文学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理论上的发现是重要的，但只有选对了研究的对象，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文学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学与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来是文学地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自然环境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是地理批评绕不过去的问题。文学地理学所谓的“地理”，就是“天地之物”，也就是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一切事物，勃兰兑斯虽然还没有提出这样的文学地理学观念，但他对作家身上与作品中的自然地理因素的重视与挖掘，却与此种观念是完全相通的。

以世界文学为地理批评实践的广阔视野

　　勃兰兑斯在地理批评实践中没有就事论事，不像有的人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而是以世界文学的视野、总体文学的观念，综合分析各个国家文学形态的发生与形态。他将西欧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厘清各个国家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他把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欧洲文学和美学所表达的各种文化思潮都汇集在一起。他并没有刻意创造出一种美学或哲学体系。然而，他把欧洲文化的百万碎片融合在一起，并将自己鲜明的现实主义之光投射到这些碎片上。他所创造和代表的并不是一幅辉煌的思想拼图，而是一幅真正独特的图画，展现了欧洲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文化。”作者主要以欧洲文学中的某些较为重要的作家和主要文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心理学描绘出一个轮廓”。他做了一个整体而宏观的规划：拟勾勒出“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而“这些互相影响、互相阐释的思想界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些自然的集团”。于是他将其划分为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是分属不同地域的六个空间，并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法国流亡文学”“德国浪漫派”“法国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六大场景构成的整体轮廓在于：“萌芽时期的反动，它发生在流亡文学期间，但却与多种革命潮流交织在一起。上升时期的反动，它表现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胜利了的、极盛时期的反动：那是在法国复辟时期的头几年，随后发生了被称之为英国自然主义的这一变化。接着，变化发生在七月革命前所有伟大的法国作家身上，发生在他们与德国浪漫主义的汇合上。最后是德国的文学运动，它在1848年的三月事件中喷涌而出。”论著叙述的起点为1800年法国的“流亡文学”，最后因欧洲革命而终于1848年，这一事件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心事件有两个：一、文学事件——拜伦之死；二、政治事件——希腊解放战争，拜伦死于这场战争。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中轴事件是拜伦之死，拜伦从属的英国文学集团成为整个欧洲集团的中心之所在，其他各个集团即以此为中心而交互运转。

　　勃兰兑斯认为，一种文学现象总是处于总体文学之下的不同形态，与一个国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关，与作家的出生和成长环境相关，亦不可脱离历史传统、社会风俗、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各国流派间关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各式各样的作家和流派，他们的类型极不相同，有时不仅彼此不同，而且互相敌对。虽然这些作家和流派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而只能被具有真知灼见和批判眼光的人们所察觉，但这个时期仍然自有其统一性，而它所呈现的一幅图景，尽管色彩斑驳并且不断变幻，却是一幅具有内在连贯性的作品，即历史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创作。”勃兰兑斯的论述从两个坐标上展开，一方面是时间性坐标，即“历史这位伟大艺术家”，使整个欧洲文学成为一幅“内在连贯性的作品”，另一方面是空间性坐标，即跨越欧洲各个国家的空间界限，将各国的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等文学现象纵横串连。同时，一种整体文学的视域发散到整个欧洲空间，可见作者是以博大的胸怀而容纳各个民族的文学，是在总体文学的观念上去看待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勃兰兑斯认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过程，而是时刻处于空间流动且有巨大变化的动态过程。他以“流亡”的路线及影响串连起了整个欧洲文学，以此形成多个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及多种文学运动，他们无不以地理为根，以文体为脉络，历经兴衰变异，成为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文学现象。“文学运动的标准寓于持续不断的、巨大的涨潮和落潮的节奏之中：在上一世纪居统治地位的感情和思想的直线式的下降和消逝，直至权威、正统和社会习俗的胜利，然后是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复返，一浪高过一浪。” 他将文学运动比作一场大型的戏剧演出，有开头有高潮亦有结尾。六个自然集团在跨越时空、跨越文化、跨越语言中进行对话与交流，展现出无限可能性。拜伦的一生成为这部大戏的伟大转折，拜伦为了希腊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他的去世使整个欧洲文艺界为之震撼，同时也“预示着欧洲更加美好的时代即将到来”。法国浪漫派的拉马奈、雨果、拉马丁、缪塞、乔治·桑等，还有青年德意志作家古兹柯夫、卢格、海涅、伯尔内、费尔巴哈等，均受到希腊解放战争和七月革命的影响与鼓舞，他们把拜伦看作自由运动的领导力量，一同为1848年暴风雨革命的到来而准备着。作家的流放以及群体的迁移等，不仅带来文学、文化方式的变化，而且对文学版图的组合也造成极大影响；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学现象是相互联系的，是特定的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的体现，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伴而生且此消彼长。勃兰兑斯以总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文学世界的运行规律进行整体把握，以更加具体化、条理化和深入化的方式，对文学地理学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创新。而没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视野，他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历史性任务的。勃兰兑斯在西方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正是因此才对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没有世界性的视野与广阔的胸怀是不可能有此贡献的。

勃兰兑斯的“经验”与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

　　在勃兰兑斯地理批评实践之后，随着自然主义创作与批评的渐行渐远，西方学界对文学与地理的关注亦不复当初；进入20世纪之后，各种各样的现代批评方法兴起，如精神分析学理论、原型批评理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解构批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此起彼伏。在这个历史性的过程中，地理批评基本上被湮没于烟尘之中。然而，当历史进入了21世纪，法国与美国的文学地理学又有了新的起色，让西方的文学地理学进入了一个现代阶段。无论是法国的地理批评还是美国的地理批评，都没能够离开西方古代与近代学者所开创的传统，其中也包括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和文学地理学批评。当中国文学地理学取得新进展并呈现出蓬勃朝气，斯达尔夫人、丹纳、勃兰兑斯等人的文艺思想也可以在新的发展中得到明显的印证。

　　勃兰兑斯对中国学者的影响甚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其投入极大热情并表示深切认同。鲁迅尤其对勃兰兑斯文学批评给予重点关注并深受其影响。“鲁迅的文艺观和世界文学观也直接受到勃兰兑斯文艺理论的滋养。试看他早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历史的眼光，乃至文章的构思和气势，都与勃兰兑斯的文论有着亲密的继承关系。”20世纪30年代，鲁迅向中国读者介绍北欧国家文学时，曾大力推荐勃兰兑斯的批评理论。他在分析丹麦文学衰微的原因时，引用过他的一句名言：“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反抗精神”与“流亡文学”，也极大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精神走向。鲁迅和同时代的新文学家通过他认识到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伟大，勃兰兑斯在《易卜生论》中指出：“政治家只在希望部分的革命，希望外部形式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但是这些不过是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目下只有个唯一的有效的革命——就是人心革命。”易卜生倡导的“人心革命”以及“独战多数”尼采式的反抗精神，给予勃兰兑斯甚至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以极大鼓舞。郑振铎认为勃兰特的“反抗精神是永远不会衰退的”。勃兰兑斯提出了一个世纪命题：“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更有生命、更有感情、更有急躁不安的力量”。毫无疑问，“流亡”主题对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批评家而言，揭示了一个能够普遍认同且相互呼应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与勃兰兑斯之间，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进行实践操作与个案研究，着眼于实证研究，与勃兰兑斯是一脉相承的。胡适在1915年日记中曾谈论“证”与“据”的区别：“据”是“据经典之言明其说也”，“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中国文学地理学特别讲究实证与推演：“中国学术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征实’传统，也就是讲求实证……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是对作家、作品、地名、地理环境、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等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即便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带有不少实证研究的色彩。”文学地理学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是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比如对一部文学作品结合史料进行详细的文本阐释，重新考察甚至重走文学家走过的地理路线，重绘中国的文学地图，等等。李常生的《苏辙行踪考》《苏轼行踪考》，用了十二年时间进行文献考证、追循足迹、绘制地图、摄影、撰写等，是实证研究的最好例证。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等，也同样如此。杨义指出：“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他把文学地理学视为一种文艺批评方法，对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多种文类进行个案研究，已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评实践。而只有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最终才能有理论的建构和学术的创新。第二，各学科的融入使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呈现多元格局，并在跨文化视野、比较方法、总体观念中协同发展，此亦与勃兰兑斯的世界文学眼光、总体文学的整体设计理念相形相通。文学地理学研究不再是单一的研究学者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等领域的学者，因文学地理学的共同理念而汇集一起，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研究的学者，均有参与到文学地理学研究。1990年代后期，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进入到研究热潮，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已经召开十届年会，不仅标志着社会各界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关注及认可，更重要的是文学地理学作为本土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体现了本土学者的一种人格独立和学术自觉。在每一年年会之后，均出版《文学地理学》年刊，目前已出版至第九辑。年刊是由编者将文学地理学的评论精选出来，开拓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范畴、新议题与新维度，反映文学地理学的前沿与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学术新走向，并着重关注国际文学地理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已经从个案研究逐渐转向理论建构以及学科建设。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认为文学地理学已有2560年历史，分为 “三个阶段”。一是“片断言说阶段”（公元前544年至公元1905年）。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起至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著作，均有涉及。二是“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年），以刘师培、王国维、顾颉刚、汪辟疆等观点为例。三是“学科建设阶段”（2011年至今），引用杨义、梅新林、陶礼天、邹建军等现代学者的论述。新世纪以来，学者致力于新兴交叉学科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追求与使命，以《文学地理学原理》为代表，首次提出“新文学地理学”命题，“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为引领，以概念界说、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与方法整合为四大支柱，最终融合为‘历史回顾’‘学科理论’‘空间动力’‘研究路径’‘学术关联’五大板块”，在中西互证、学理阐释、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冀望推动本土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文学研究的跨界交融与理论创新。曾大兴指出：“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使它成为从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实证性研究，包括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的考察，对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的考察，还有对文学景观的考察等等，都是在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做准备。”早在2011年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研讨会上，他就有这样的预言：“再有10年左右的时间，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就可以建立了。”现在九年时间已过去，他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已初步建成：一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方面的基础研究已经形成稳定的理论构筑，二是当代本土理论创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三是研究领域的学者是以青年学者为骨干的专业人才。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主要是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也并没有离开西方的传统，自孟德斯鸠开始而形成的“地理环境制约论”，对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将继续下去。勃兰兑斯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地理批评只是他一生中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部分，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就是这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不是提倡返回他所生活的那个“流亡”的时代，而是旨在接续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学术思想，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学理论。文学地理学理论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也是可以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文论话语。虽然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并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但西方已有的文论资源对我们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也可以产生重要的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且勃兰兑斯还是一个巨大而闪光的石头，他的身上具有许多永不过时的伟大品质，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期待一位批评家具备三种伟大的品质：敢于挑战传统的勇气、乐于接受新事物，以及摆脱传统偏见的自由——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在很大程度上都具备这些品质。”而中国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发现与发展，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巨大的精神源泉，并学到许多其他任何文学理论和批评家不可替代的东西。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虽然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繁盛的时代离去，但如勃兰兑斯一样的经典批评家之行为典范与精神品质，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渗进我们的血脉，并将陆续进一步丰富着我们的传统。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个案为基础的地理批评，对自然环境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为主要对象的地理批评，以世界性的眼光与胸怀为参照系的地理批评，就是他一生从事地理批评的宝贵“经验”，而这种“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特别关键。“而文学理论如何从目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实践中提升出自己的观念、方法、范畴和术语体系，是其能否重新发挥实践效力的关键。”在勃兰兑斯卓越的批评方法的启示之下，我们正在进行着文学地理批评理论的创新，从事着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的探索，特别是正在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反思，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套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命题和理论观点，建构起不同于传统与西方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这种建构不仅是“学理”层面的和“学科”层面的，更有可能是“学派”层面的。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勃兰兑斯与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项目编号：20D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本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3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编辑：张觅

一审：刘瑶

二审：佘晔

三审：曹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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